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

探討日本及中國在18-19世紀現代化進程

最後更新日期:2024年01月31日

    西化運動對於中國或是日本來說都是轉往現代化的重要過程,回顧18至19世紀,歐洲國家隨著工業化發展成熟,資本主義發展也隨之擴張。在見識到西方的發展後,日本及中國也開始一連串的改革運動。然而綜觀兩國之後的發展,日本實施的明治維新相當成功。幕府制度廢除後,權力再次回歸中央。一系列的西化改革,將日本的工業發展推上高峰。然而中國的改革卻未如日本順利,清廷試圖進行的改革如自強運動,由於諸多的阻礙、實施的並不徹底。兩國至此的發展也走上不同的道路。本文將對造成兩國發展差異的可能原因進行討論。

文中諸多引用美國社會學家Robert N. Bellah於1957年出版的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一書。

Adachi Ginkō (1889) View of the Issuance of the State Constitution in the State Chamber of the New Imperial Palace

  根據Bellah在著作中的描述,我們能發現儒家思想對日本及中國均造成了深厚的影響。

首先,儒家思想自西元前六世紀起即在中國萌芽發展,並於日本的飛鳥時代(西元6至8世紀)傳入日本。江戶時代(1603年-1868年)是儒家思想在日本發展最旺盛的時期,而這個時期也是中國、日本的經濟、社會至此走上不同發展的分水嶺。

從政治結構來看,中國及日本在此時期實施的均是封建制度。兩國在體制上均有一位最高的統治者。在中國稱為皇帝、而日本稱為天皇(Tennō)。根據Bellah的論述,東西方的政治體制在同一時期已大有不同。

 

The old particularistic loyalty was replaced by the new impersonal ideology of nationalism which emphasized a more universalistic loyalty.

舊有的特定忠誠(只對君王或是領主)被新的非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所取代,強調更具普遍性的忠誠。

清朝朝廷與江戶幕府

  然而,在中國及日本,Particularism 仍是主要的形式。不過如果更仔細的比較,我們會發現兩國在政治體系上有很大的差異。在中國,皇帝集權力於一身、且皇帝採世襲制度輪替。中央的權力十分穩固。而幕府制度下的日本,征夷大將軍才是實際上政權的控制者、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天皇及朝廷則是被征夷大將軍及幕府架空權力。

在中國,朝廷中的官員是經由嚴格的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政治大權多掌握在讀書人「士」身上。然而日本則是以軍事政權為主的封建制度,征夷大將軍並不會掌管所有的權力,而是將權力分封給底下的大名(daimyō),使大名在各藩地進行統治。綜合上述,我們能發現在中國權力是相對集中,底下的官員均侍奉著同個君主。而相對的,日本的政治權力是較為分散的。

中國過分集中的權力如同Bellah在文中提到的

The daily life of the masses was regulated by social authorities, while political authority was usually confined to the activity of the yamen.

平民的日常生活受到社會當局的規範,而政治權力通常僅限於衙門內。

衙門

  中國平民若是想要獲得權力,唯一的方法便是透過科舉考試進入朝廷。在此延伸出了一個大問題,這些成功通過考試成為官員的「士」並非為了朝廷乃至於整個中國做事。他們更多是為了成為官員後,所能得到財富而努力。中國的科舉制度表面上提供了平民階級身分翻轉(Social Mobility)的機會,然而實際上權力仍聚集在中央。中央以外的地方,並不會因為有一人成為官員而獲得政治權力(頂多會獲得名譽及金錢)。此外,科舉制度發展到後來,考試內容離不開傳統的四書五經,因而使文人被冠上思想僵化的汙名(Stigma of Ideological Rigidity attached to scholars)。這些文人離開私塾獨立後,欠缺生活自理能力,難以想像在局勢變動劇烈的朝廷有什麼作為。相對的,日本的武士階層除了要熟悉傳統的文學外,還必須精通武術、兵法以及德行。要成為一名備受尊敬的武士,是要經過一連串訓練的。此外,各地藩主之間也不時會有小型軍事衝突,則提供了武士們間實戰演練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相比中國的文人,武士的才能更加全面徹底。

明治維新與自強運動

  最後,在Bellah的文章中也指出「明治維新」是將日本成功推向現代化的重要改革運動。中國在當時也並非沒有改革的想法。在甲午戰爭(1895)後,當時主張中國應借鏡西方的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分子透過遊說傳統社會中的仕紳階級做出改革。然而成效卻不如明治維新顯著,更因為改革失敗而遭到後世嘲笑。造成如此差異的原因,從上述提到的日本及中國在政體上的不同來看,便能多少明白。

大政奉還

  首先,推動明治維新的主要力量是日本的武士階層。這些藩主底下有各自的佃農,只要藩主下達命令、做出行動,各自藩地內的人民便會隨之響應。因此,只要說服了各地藩主,之後收攏各地方權力的速度會非常快速。並且,明治天皇之後藉由大政奉還及廢藩制憲程序,迅速將權力集中、促成了明治維新的成功。中國方面,改革志士梁啟超曾帶著一群人到中國湖南一地,期許能效法明治維新前的倒幕運動,策畫將湖南獨立去推倒當時的清朝政府。然而結果卻是,湖南地方的地方官聯合地方仕紳打壓梁啟超一群人,批評他們這樣的作為有損「中國傳統的義理基礎」。在這邊就能對應到Bellah在書中提到:

 

China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primacy of integrative values…the primacy of integrative values is more concerned with system maintenance.

中國的特點是以整體價值觀為主…整體性價值觀的主導更關注維持體制。

日清戰爭

  很明顯的,這些地方官員會反對是由於他們的權力來源可被視作中央政府的延伸。對於政體做出調整可是直接動搖到皇帝的權力,這些保守派官員為求自保不得不顧及皇帝的想法,挺身去對抗革命派。

總結來說,透過比較中國及日本的政體以及各自推動的改革,我想能使我們更理解兩國至此之後會發展出兩種截然不同政治、社會結構的成因。兩國在19世紀末同樣都面臨來自西方列強的攻擊。日本選擇改變自己、向西方學習。不過中國仍舊固守儒家思想、無法決心做出改革。為了各自的利益,錯失了整體能共同進步的機會。

References

  • 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 by Robert N. Bellah
  • 『幕末政治と倒幕運動』by 家近良樹
  •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by Max Weber
  •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by Max Weber

特別感謝英雄說書兩支影片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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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圖片引用自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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